春风的絮语

从《琵琶行》谈唐人好狎之风及其他

    《琵琶行》是白居易的一首传世长诗。诗人因浔阳妓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失意的感慨。不仅如此,透过笼罩全诗的凄凉幽怨的气氛,还能窥见唐代文人忘形闺帷的浓郁时尚。

      一、风流太守爱魂销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将自己的坎坷仕途与一个妓女的屈辱人生扯到一起的,但白居易毫不遮掩地这样做了,而且他做得是那样令人感动不已。这不能不与唐人“尚文好狎”之风有关。

   唐代文风、诗风昌盛,文人士大夫宿娼狎妓,不仅朝廷少有禁令,有的甚至被视为文坛佳话而广为流传。对于这些,我们只需稍稍浏览一下白居易生活经历,便可略见一斑。唐代诗坛,白居易一向以关心民生疾苦而著称,但是在两性生活上,与写出纯性爱作品———《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胞弟白行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宋代《中吴纪闻》记载,白居易出守杭州,“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宿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元稹与白居易诗坛齐名,并称“元白”,当时元稹任越州太守。据明代《尧山堂外记》记载,元、白二人曾屡屡交换妓女以狎玩,一时之间,越、杭两地形成了一道美女穿梭的风景线,而时人对此居然不以为忤,反而艳慕有加。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朝廷是允许官吏蓄有家妓的。不过,“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见《唐会要》卷三四)。白居易在任刑部侍郎时,官属正四品,但他蓄妓之数却远远超过朝廷之限。“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杨柳枝词》)“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小庭变有月》)白居易诗中所提到的樊素、小蛮、菱角、谷儿以及红、紫二绡,实际上都是其所专有的家妓。闲暇时的白居易,就是逍遥于这一用众多美女的肉体与青春所组成的花林粉阵之中。这在程朱理学开始盛行的后代,是叫人难以想象的。清人赵瓯北在《题白居易集后》诗中写道:“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正是由于朝廷不禁官吏宿娼,因而,对于为官清廉的白居易,我们又怎能苛求他在两性生活上,同其他多数封建官吏有两样呢?在这样一种对淫乐普遍持羡慕态度的开放时代,白居易对初次相识的浔阳妓而倾吐政治失意的愤懑,唱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声,也就显得不足为怪了。作为浔阳妓这一“从良”的妓女,在丈夫外出未归的月夜,竟然接纳一群陌生异性同处一室而为之献艺,并且毫不讳言、甚至以略带夸耀的口吻叙说自己红极一时的卖笑生涯,若不是多了一分感情的色彩而少了一层金钱的因素,实在有些难逃重操旧业之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大唐帝国在有强盛国力与充分自信来维持其统治的时候,对两性关系采取了宽松的而不是禁锢的政策。

    因此,像白居易这样一类唐代文人的好狎行为,我们是不应该一概以腐化堕落来论处的。

     二、谢庭风韵婕妤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过:“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般水平之上。”

    历史竟然是如此的巧合,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代众多妓女,也正是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当时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大多从小习诗学赋,伎艺超群,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那位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浔阳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蓓蕾初开,便已名列花案前茅,即使在今天看来,至少也能算得上一位造诣颇深的器乐演奏大师了,在见之于野史乃至正史的唐代众多名妓之中,当推薛涛、关盼盼与鱼玄机最具才气。薛涛本是长安良家女子,随父宦游,流落蜀中而堕入风尘。她的七绝诗艳荡而工,与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诗人皆有来往唱合。“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这是其九岁时所赋的《咏柳》诗,没想到竟成为她日后生活的真实写照。关盼盼本为徐州青楼女子,后被尚书张建封买为家妓。她“尤善歌舞,雅多风致”,白居易曾赋诗赞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可谓独领风骚于一时。鱼玄机在唐代妓女中,情况较为特殊。她原是官吏补阙李亿的小妾,后失宠而入咸宜观做了女道士。在唐代,女道士大多迷信“龙虎吐纳”之类的房中秘术,在性生活上是十分自由的,她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不仅有诗文往来,而且有频繁的肉体接触,实在是一变相的高级妓女。当最后一位著名青年诗人温庭筠悄然离去的时候,年老色衰的她终于发出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感叹。此外还有徐月英、姚月华、卓英英、李季兰等名妓,她们无不凭借自己的色艺与才华,而与当时的文人才子留下一件件流传至今的文坛风流韵事。一般来说,业已堕入风尘的女子,几乎没有不企盼着与自己中意的某一达官显贵能变露水之恩为百年之好的,而她们声色技艺的高低,便往往成为能否实现这一企盼的重要筹码,因而,各朝各代都不乏才貌出众的此类女子。但是,作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特殊群体,唐代妓女却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具有如此较高的文化素质,这就有其时代的原因:第一,统治者出于淫乐的需要,置教坊,设梨园,广蓄娼妓,并从小对她们加以多方面的严格调教,浔阳妓“十三学得琵琶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二,唐代诗风、文风极盛,而作为卖笑营生的妓女,为了满足“衣食父母”尚文弄雅的口味,自然要在云雨床第之外多下工夫。这实际上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文人狎妓之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情趣的因素重于金钱的色彩,精神的满足重于肉欲的发泄。

    中唐诗人窦常有诗云:“谢庭风韵婕妤才,天纵斯文去不回。一宅杨花今似雪,乡人拟筑望仙台。”(《亿李媚娘》)这位风流诗人对已亡故的妓女李媚娘的感情,或许未必真实,但“谢庭风韵婕妤才”一语,确实极好地概括了唐代多数妓女所共有的特点。试想,白居易若不是为那虚缈飘忽的琵琶之声所吸引,若不是与浔阳妓有某种心灵的沟通与共鸣,又何以有令人品评不已、令人感叹不已的《琵琶行》问世呢?

    三、长安满楼红袖招

  《琵琶行》中的浔阳妓,曾经色艺超群,红极一时,然而,“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浔阳妓的生活由此产生了巨大转折。包括中学语文教材在内的众多著作以为,转折的原因之一乃是浔阳妓的“亲人离散”,此说谬矣。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误解,恐怕与人们不谙唐代妓女的类别有关。因而,有必要在此略作述说。

    唐代妓女,从她们所服务的性质来看,可分为色妓和艺妓两大类。前者主要是出卖肉体,以青楼女子居多;后者主要是从事艺术表演,以教坊女子居多。当然,二者兼做的亦大有人在。浔阳妓名属教坊,又善琵琶,理当隶属于艺妓之列。而从妓女所服务的对象来看,唐代妓女的分类则较为复杂,她们大抵可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和市妓。宫妓乃居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以及歌舞娱乐。唐代风流皇帝唐玄宗,对教坊所提供的声色之乐尚不满足,还在长安、洛阳两地设立了一个名为“梨园”的乐舞机构,人数多时达四万之众。这些梨园女子与教坊女子并无实质的差别,实际上都可以称为宫妓。由此看来,历代帝王所拥有宫妓数量之冠,非玄宗莫属了。官妓为唐代地方官府所蓄,官给衣食,而官妓则向官吏义务献身。宋代《南部新书》录唐代尚书李曜诗云:“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姝。”诗中的媚川,便是唐代皖南歙州的一名美貌的官妓。官府官员调动,需要移交官文档案等材料,妓女亦在移交之列,真是历代各朝所鲜见。再说营妓。营妓其实亦可称为官妓,只是她们服务的对象是军人武将。“弟走从军阿姨死”所说之“弟”,应该是浔阳妓同在教坊的妓女。《孟子·万章》云:“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唐代教坊妓女之间,亦有以兄弟相称者。而“阿姨”实为鸨母之昵称,则无须赘言。故《元白诗笺诗稿》陈寅恪按:“乐天此节所咏乃长安故娼自述之言,宜其用坊中语也。”也就是说,浔阳妓的那个“兄弟”从军,只是由官妓转为营妓而已。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云:“中军置酒饮宾客,胡琴琵与羌笛。”这至少也可印证唐代军中艺妓的存在。

    最后说说家妓与市妓,家妓是官僚贵族所蓄之妓,上文提到的善歌之樊素、善舞之小蛮,便是白居易的家妓。由于唐代对各类官吏蓄妓之数有一定的限制,因而,家妓的多寡,便往往成为官吏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家妓是官僚贵族的私有财产,未经主人许可,他人不得染指。然而,据《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记载,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而被贬为和州刺吏,“其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时丞相李逢吉乘人之危,“阴以计夺之”。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今人多以为此语显示了刘禹锡的超脱与高洁,其实,这只不过是这位素有“花台王子”之称的有识文人对家妓被夺、政治失意所作的自我调侃罢了。市妓便是青楼卖笑的女子,她们包括肉体在内的所有一切,都不得不向所有能掏得起金钱的人全面开放。与家妓一样,市妓亦不隶属于国家、官府所设的教坊。史家一般认为市妓当产生于唐代,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市妓一产生便显示出十分兴盛的势头。宋人《西清诗话》引刘禹锡诗云:“通衢骑马倚斜桥,长安满楼红袖招。”我们从诗中不难看出当时花街柳巷之繁华,花门柳户之众多。

    走笔至此,我们有必要再回到《琵琶行》中来。浔阳妓沦落的身世,确实触发了白居易政治失意的感慨。但诗人直接抒发自己这一感慨的,仅仅轻描淡写的一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不过,倘若依据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ik)《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一书的观点:“在有唐一代,丝竹管弦,多为商女艺妓的代名词”,我们便不难发现,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则是大量地运用了以声色之乐影射政治得失的笔法。白居易受谗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官属从九品,按唐律自然失去了蓄养家妓的资格,而唐代官妓固然众多,但她们无疑将被地方当道专权者所占有。因而,白居易于江州只能是“终岁不闻丝竹声”,“往往取酒还独倾”。自然,“岂无山歌与村笛”?可怎奈“呕哑嘲哳难为听”。也就是说,浔阳虽然在僻,而村野妓女总归是有的,但这又怎及京城大都市教坊青楼女子的筝声笛韵与才貌风情呢?难怪白居易面对浔阳妓而道出了“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叹。我们从白居易在高级声色之乐所受到的压抑与饥渴的心理之中,不难体现出诗人在政治上所遭遇的重大打击。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囿于传统的文化道德思想,人们常常对两性关系、闺帷生活缄默不言,讳莫如深,这往往束缚了人们对唐代文学作品中某些音乐描写与两性生活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研究。作为在旧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古文化(尤其是古代性文化)作过精深研究的汉学家,高罗佩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甚至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无法否认大唐帝国是强盛的、繁荣的,而包括浔阳妓在内的各类、各层次的妓女的存在,在当时对这一强盛与繁荣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装饰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这强盛与繁荣的背后,多少青春女子在流血流泪呢!

    综上所述,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疑是一个少有的开放时代,各种思想与文化乃至对于两性的观念与态度,无不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局面。正如余恕诚先生在《唐诗风貌》一书中所作的精辟分析:由于不同文人的个性与境遇的种种差异,一方面产生了诸如韩愈、柳宗元一类“积极干预”型文人,他们因对人生的执著而常常陷于“躁郁而无法排解”的孤独境地;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诸如元稹、白居易一类“世俗才子”型文人,他们“委顺任化,化解身心各种矛盾”以自我调节心灵。前者生活严肃,主张纯洁两性关系,这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却反而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其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后者放浪形骸而又崇尚雅趣,这亦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唐代各类妓女文化素质的提高。才子好狎,美女弄情,形成了一道唯唐代所特有的文化风景。今天,我们重读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仅可以认识到唐代的社会生活,同时亦能窥探出唐代众多文人精神生活的又一侧面。（此文得到挚友秋的大力支持，诚谢！）